试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进程

　　中国人物画，是以人为研究和描绘对象的造型艺术。中国人物画以其独特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存在于中国画坛，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人物画的起源问题，至今虽然还在历史研究中有待继续探索，但至少近千百年来，不论什么时期，对其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发展，都是我国历代艺术家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使命和追求。由于历代绘画艺人的不懈努力，在不失中国人物画固有传统特征的同时，通过不断创新，使中国人物画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改革开放，国门向世界敞开之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科学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之得到了更好更快地发展，这种改革与创新，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摆脱了工具性束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物画的人文特征以及感性和创造性的本质，使得中国人物画更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画坛绘画艺术中的一朵艳丽的奇葩，为世人所瞩目，为世界画坛艺术宝库添辉。

　　纵观中国绘画史，可以看出中国人物画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从古至今，中国人物画既讲究传统的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发展，这可从千百年来中国人物画的绘画工具、材料，如画笔、纸帛质地、颜料质地；绘画诸多的表现技巧，如画面的布局结构、线条的虚实、粗细、设色的轻重渲染以及作品内容的表现手法等，各方面的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演变中得到证明。例如，过去中国人物画作品唯美，尤其是唯美女者居多，往往留步于外美，这种美是没有灵魂、没有个性的躯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物画力求从外美到内美，从人物的形似到人物的神似，最终达到“神形兼备”的完美结合。这可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演变中清晰地看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内外环境的相互变化影响，使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表现内容更加多样，表现出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乱、大灾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被松弛，文人开始有了较多的思想自由，艺术要表现主观情趣的要求被突现出来。画家们已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外形，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来，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的主张，使人物画向着“神形兼备”的道路发展。

　　隋唐时代的绘画以人物画和道释人物画为主流，成绩卓著。首先是初唐的阎立本，他的《步辇图》生动地刻画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精神气质，是一幅成功地描写古代吐蕃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画卷。其次是盛唐的吴道子，他的绘画技巧惊人地熟练，据说他画丈余的人像，不论从手臂或脚部开始，都能画出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画佛头部圆光，转臂运笔，一笔而成。更绝的是他画人物的衣带，飘飘欲举，让人有微风拂面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之誉。到了中唐，张萱和周昉成为这一时代的名画家。他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簪花仕女图》等作品中，作者观察细腻，描写生动传神。人物画貌丰润圆满，用线工细、劲健流畅、富韵律感，设色明快、画面大胆运用朱、红、粉白、大青、大绿诸色，艳而不俗，石质配料和透明植物颜料兼用，在对比中求得和谐统一，使细腻柔嫩的肌肤特点和服装细柔透明的质感得到完美的体现。

　　五代可称为人物画大师的顾闳中，其《韩熙载夜宴图》的造型、用笔、设色极具功力，同时代的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和《文苑图》中的人物情刻画精细，设色古雅，清秀儒雅的线条细劲曲折，略带起伏顿挫，是所谓“战笔”法，这是工笔描线方法的又一独创。

　　宋代人物画大师则首推李公麟，他在绘画上最大的贡献是在人物故事画中注入了文人的意趣，对作品主题进行了深入挖掘，表现出了深刻见解。

　　人物画在元代就开始衰落了，这种衰落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明清时代。纵观元、明、清三代，在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人物画家可以说是寥寥可数。

　　人物画从明末清初标新立异，风格卓然的大画家陈老莲，名洪绶，字章候，人物花鸟山水俱工，亦善诗文、书法，尤以人物画名世。其人物画高古奇骇，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陈老莲为人放诞狂怪，历来论者多认为陈形成这种独特的画风便是缘自于他个性中的狂怪，是他精神上压抑乃至失去理智的结果。陈老莲的一生总的来说应该是悲惨的。少年丧父，青年丧母、丧妻，更因其兄陈洪绪恐其争夺家产而“戕害之者不至，时时奋老拳”，他不满20岁便“悉让所有，徒步走山阴道上”，开始浪迹天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他得以广泛地接触下层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比较深切地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形成了他孤立独峭的性格和同情下层人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这种性格和思想感情为他的画风的形成定下了一个基调。历经了明清两大社会生活的大画家陈洪绶，以其独立坚强的性格和行动，使中国传统的人物肖像画在画坛上放出异彩。陈洪绶用线重涩，其画法有涩与润，繁与简，刚与柔的对比，同时也表现出他深厚的白描功底，他的人物形象不是凭空杜撰，既有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启示，也有出自于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之上的丰富的想像力，这可以从《屈子行吟图》和《水浒叶子》中找到很多例证。但更主要的还是出自于对传统的扬弃，在冷静分析后的继承。他画人物多以适当变形，夸张其特点，使其神态动人，仕女形体圆润丰满，线条细劲，这是源自张萱、周昉，但又异于张、周。陈老莲从不流俗，力追古意，多作丰厚之相，他的作品大多广目方颐，衣纹结构奇特，补景树石诡谲离奇。当然，一个画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因素是多元的，形成的过程或缓慢或迅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艺术反映时代，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明末清初那样一个离乱之世，在封建社会日趋衰落的大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观念也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整个社会是一种颓废的，病态的审美。陈老莲不为流俗所趋，卓然独立，形成自己的画风。这是他冷静思考的结果，是他理性分析的必然，是时代的造就，亦是陈老莲个性的外化。他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

　　明清之后，中国画走进了近代中国社会。随着西方异质文化的潮水般的冲击，中国绘画也开始容纳了一些西洋绘画的特征，特别是在人物画方面，人们开始在透视、人体解剖、明暗关系、色彩变化等方面吸收西洋画的表现方法，使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

　　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有了很大的变革，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等人，将西方传统人物的写真技法引进中国画，将造型结构的精确和神貌个性化的刻画有机结合，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文革以后，人物画的主流逐渐摆脱图解时事和政治的局限，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人物画的艺术语言在徐悲鸿、蒋兆和融合西画的基础上，分别朝向传统和西画两个极端走去，或如新浙派的吴山明、刘国辉等人的人物画糅合了较多的文人山水，花鸟笔墨，或如辽宁画家王盛烈等，进一步增加了西画中写实素描般的皴擦，或强调抽象的线型结构的变化，或倾向于色彩情绪，或简笔泼墨，或工笔重彩，或没骨，或参用肌理，呈现出空前多样的格局。新材料及新技法与传统的笔墨更好地被综合运用。

　　中国人物画继承与创新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服务的。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为中国人物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现代中国人物画继承了传统的精粹，又创造了新时代的风格，并使二者达到和谐与统一，使当代的中国人物画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艺术作品的创作当随时代，但又要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更好的为我们这个时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