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廉：影响广东画坛的一代宗师

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岁的居廉随居巢赴广西张敬修营中。张敬修是“二居”艺术生涯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服官粤西，官至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等职。雅好书画，自己也能偶尔画几笔。他在任上先后延请“二居”赴广西,主要是做军师兼作画、授徒。居廉在广西并非皆忙于军务，更多的时间仍然是从事艺术活动。据近人李健儿记载，居廉在广西时“每以暇日，挟丹青，游野次，或登山临水，追模花鸟草虫诸生物，务得其神似”。当时，宋光宝、孟觐乙在“环碧园”授徒。“环碧园”乃李氏精心构筑的一座园林，史载“岩壑内藏，广逾百亩，春时梨花极盛，远近丹青之士咸为作图”。居氏兄弟当然也不例外。后来居廉在所作的花卉中常钤一印曰“宋孟之间”，以示其艺术渊源。

后来，居廉与居巢同赴东莞，断断续续住了几年。居廉主要居住在张鼎铭的道生园，而居巢则主要在可园。因可园、道生园相隔仅数百米之遥，故二居经常在可园，作画雅集。张鼎铭乃张敬修之侄，与居廉年龄相若，亦有书画之好，又同学画于居巢，且对居廉之画喜爱有加，因而对居廉特别的“关照”。他曾专门派人为居廉搜集奇花异草、鸟雀虫鱼写生，而居廉作画也极勤奋，极精致。他在道生园中所居住的时间也远多过可园。

居廉在可园和道生园期间是艺术创作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所作之书画极精，画艺臻于化境，可惜这段时间的传世作品并不多。据说他将所描绘的花鸟、草虫、石头等册装裱成《宝迹藏真》，足有十几本，大多为赠予张氏的。这类作品今天已不易见到了，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本《花卉石头》册，近人邓尔疋于1921年为其题跋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此册与吾家所藏数册，并中年主吾邑张氏时极精之品，后十年重来检眎，辄自叹不可复得，有射虎没石之感”。

同治三年(1864年)，张敬修在可园病卒后，居氏兄弟回到了故里。

居廉还乡后不久，即用多年积蓄在所居住的隔山修建了一座供自己写画与授徒的庭园，因种了十种香花，故名“十香园”。居廉自1865年起，便在十香园设馆授徒。到了晚年，画名日盛，求画者踵接。每逢月初，他便由隔山到河北(珠江以北)一次，拜访友好，顺道往大新街双门底各接件处收件。求画者常把索画之题材要求及润资放于各接件处，居廉由学生陪同取回后，当月便可交件。

居廉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故里度过，在十香园里，他创造出大量的艺术作品，培育出伍德彝、高剑父、陈树人等一代画师，因而最终奠定了在广东画坛的特殊地位。

二、居廉的绘画艺术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目前为止，公库所藏居廉书画作品共计1042件(此处之计数乃根据实际数量而计，统计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港澳地区)。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中，以花鸟草虫为主题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九十强，人物次之，约占百分之六，山水再次之，约百分之三，书法最少，约占百分之一。简又文称其画“以草虫花卉为最精，静物鸟兽又次之，人物山水又次焉”，这与其传世作品之比例是吻合的，现将各种题材作品之艺术特色分述如次：

1、花鸟画

提起居廉的画艺，自然会想到撞水撞粉之法，而居廉的撞水撞粉之法是与他的花鸟草虫分不开的。正如上文统计所显示，居廉擅画花鸟草虫。他的花鸟画上追恽南田，下承宋光宝、孟丽堂，在师承前代的同时锐意变革，参入己意。高剑父的一则画学笔记很能说明画家“变法”之道：“古师(居廉)师乃兄梅翁，一变也;梅翁师南田，一变也;南田遥接宋人衣钵，又一变也。旷观历代名手，无不变，且无不善变。”居廉也正是在恽南田、居巢、宋光宝、孟丽堂的基础上加以蜕变，并参以写生，笔致兼工带写，赋色华妍，尤其注重从造化中吸收灵感，因而花鸟草虫，涉笔成趣，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居派”(又称为“隔山画派”)的典型画风。

居廉的花鸟草虫画中，为数最多的莫过于时卉、岭南瓜果的写生，这类作品也是居廉画艺之精华所在,所谓撞水撞粉之法也多是运用于这类作品中。居廉早期的这类画中，由于受到前人及居巢影响较深，因此还未完全脱出樊篱，画中流露出的文人画趣味也非常明显。

咸丰七年(1857年)所作之《梨花月影》扇面(广东东莞博物馆藏)是居廉较为早年的花卉画之一，时年居廉与其堂兄居巢均还客居东莞，该画便是居廉在可园为张嘉谟的儿子张家齐(字汝南)所作。从画中很明显看出居廉早年作品中的居巢影子。他所描绘的是秋日傍晚时分的折枝梨花，月上梢头，梨花绽放，花影卓约，单月影、梨花就让人觉着诗意盎然，空白处更缀以小诗，更平添一种雅趣。在这一时期，居廉在东莞可园和道生园所作之花鸟草虫册页——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宝迹藏真”的十几本花卉草虫册，成为他早期花卉之经典性作品。

居廉晚期的花鸟草虫画，是人们最为习见的、代表居廉画风的作品。此时，他已将撞水撞粉之法运用得烂熟，信笔拈来，便是一幅生气昂然的佳作。有论者称其“写花得向背掩映之神，故极妍尽态，而叶能反折得势，枝能秀劲生动，又得风晴雨露月雪之变态。多写生，得花叶形状之真确，多悟想，得章法位置之巧妙，故能随意挥洒，遂成妙图”，当是指他晚期作品而言。

居廉一生所作画作中，大多为扇面、团扇、纨扇、册页一类的小品画，条幅、中堂、手卷较为少见，高头大轴几乎没有，在晚期更是如此。其原因是与他的鬻画生涯分不开的。一方面，居廉在晚期，求画者日多，为了应酬，只能选用一种多快好省的题材形式来应付门庭若市的来者，自然，小品画便是这样一种最经济、省力的选择;其次，居廉在小品中能将画艺发挥得游刃有余，在一些大件作品中驾驭笔触的能力就略显有些力不从心。这在他的花鸟画中表现最为明显。

2、人物画

居廉的人物画并非所长，但却也能独出机抒，在晚清岭南画坛可圈可点。他的人物画，大抵可分为仕女、钟馗、寿星、罗汉、文人雅士、市井人物几类。

居廉的仕女也如从兄居巢，大抵从改琦、费丹旭得径，赋色雅妍，写实重于写意。高剑父在《跋居师仕女》，中称其“鲜画仕女，偶一染翰，雅秀绝俗，别绕风致”。他的仕女画直接受湘籍画家葛本植的影响较大，葛氏流寓广东时间较长，又同时与居氏供事于东莞，后来又在广州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高剑父说，“(葛本植)与吾师友善，花晨月夕，唱和于啸月琴馆中，辄与吾师纵论艺画至灯深人静，盖无意中受其影响未可知也”。葛氏的仕女画传世极少，从已梓行的《幽闺图》横(广州美术学院藏)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风格与居氏有惊人相似之处，只是设色更为淡雅，运笔较为细腻和文气。

居廉所写钟馗在传统基础上多所创意，逸笔洒脱，在画意与笔法上均有其独特之处。1897年的《钟馗》立轴(香港崇宜斋藏)乃是用朱砂和米汁，衣纹外用没骨之法为之，居廉自称“未知有古人意否，是又却鬼之法也”，这种画法在一幅作于1903年的《钟进士》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中也同样得到运用，想必属于居廉画钟馗之首创。此外，居廉所绘之钟馗还有一种类型，便是用极为漫画、写意的笔调刻划诸小鬼顶礼膜拜钟馗的情形，如1876年的《钟馗小憩图》团扇和《四鬼敬礼图》团扇(均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这种创意颇似罗聘的鬼趣图。

寿星与罗汉也是居廉人物画中常写之题材。他的寿星所画非常特别，一般是左手握仙桃，右手拄拐杖，椭圆形、近乎夸张变形的光头和一脸的银须，脸部之颜色也是用浅红，虽然有些老态龙钟，但人物精神面貌极佳，正如居廉常在画中所题识一样：“矍铄精神，现寿者相，花甲重周，添筹无量”。居廉作于1890年的《寿星》轴(广东省博物馆藏)、1899年的《寿星》轴(香港艺术馆藏)和1903年的《寿星》斗方(广东东莞博物馆藏)便是这类寿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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