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吹宇宙 —论石鲁

  • 发布时间: 2016/4/10 13: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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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是现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开宗创派者,一位创新的擘。  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我认为,石鲁艺术的顶峰期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六十年代前期为第一时期,即“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拥抱黄土高原的时期;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为第二时期,即历史悲剧感的精神折射时期,两个时期可简称为喜剧时期和悲剧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他对时代生活感应的深刻结果,都是主体对艺术内涵的逼近。他的灵魂,他的人品完全铭刻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这要从头说起。  六十年代前期,艺术创新的浪潮勃兴,成为美术界的重大事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秦国故地、五陵原上,发出震天巨响,一拳把个“地壳板块”打开了。它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安宁,将我们从迟钝状态中惊醒。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岂有此理!古往今来,一切文明进步,哪有不是变出来的?“尚变者,天道也。”发自西安的这声巨响,就是催变的召唤。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要变的。历史作为不断更新和规模宏伟的生成过程,变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世界文明的“中心”也在漂移转换。前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文明高地,下一个历史时代便有可能变成文明的沙漠。以永恒的“文明老大”自居的中心感,是坐井观天者的唯我独尊。一成不变的艺术哲学,是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和自我封闭的结果。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最不能容忍的是扼杀人的首创精神,使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旧思维总想用机械刻板的模式来规范有开拓精神的艺术家,企图用传统观念来匡正一切,并把人变成传统的奴隶,这是压在矢志于革新的艺术家头上的“地壳板块”。从前有一些先驱者起而动手打破它,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他们的作用都比不上这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它以其时代的风采,现代的审美趣味,揭开了光彩夺目的新篇章。这一拳打破“地壳板块”的巨手,就是现代中国画开宗创派的建筑师石鲁。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非常不同的形式。如何创造社会主义艺术的独特形式,揭示我们时代的动力,解决艺术和时代的关系,等等,这是创新者必须用艺术形象来回答的问题。时代的召唤,使得石鲁这位思想者、艺术家,不能不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双轨上进行同步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机地解决创新遇到的一系列矛盾。一方面,要面向世界,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因素增多了,艺术上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有了电影、话剧、新兴版画;素描在中国画中也显示了它的力量;文学、音乐等等都深受西方的影响。这些,对中国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另一方面,从19世经屋20世纪是西方艺术东进的世纪,从本世纪开始到21世纪,应该努力转变为东方艺术西进的世纪。我们要站在永恒性的高度上保持民族艺术发展的独立性,即如何把传统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并且把它同表现现人生活协调起来,使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达到更深的契合。这需要千百人的努力探索。在这方面,假如石鲁仅只是绘画上的巨人,而理论上是侏儒,那就很难设想他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艺术实践上,与其说他非常重视民族传统中的“书骨、乐韵、诗魂”和“笔法、墨法、章法”这些文人画的要素,倒不如说他更倾向于反对僵化的保守思想,锐意探索我们时代的文化内涵和美感形式,追求情感的形象和意象造型,在继承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笔墨的基础上,摸索适应新内容、新形式的表现技巧,抒发时代豪情,表现民族气魄,把画家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我以为这都是石鲁追逐的主要目标。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语)这实际上是说,一切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的审美经验都隐藏着理解文化史的奥秘。在美的形象的创造中,创造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是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在理论上,石鲁在提出“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时候,他善于把艺术规律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不是简单地以思想新代替和等同于艺术美。这是很有远见的。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表现在同民族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他说:“一个民族是不能忘掉它的文化的,忘掉它的文化,就等于丧失了它的民族精神。”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只要涉及到民族性的问题,我们才能懂得中国的绘画。”他笃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以洋化中”的风气极盛,有些人把中国画贬斥为不科学,他是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着重阐述了事物的主导方面,并非排外。时至今日,这睦观点仍然闪耀思想光辉。不待细说,面向世界,横向吸收,是一个强大民族的自信的表现。在面向未来世界的赛跑中,如何发挥民族艺术的独创性,这是关系一代艺术家成熟的标志问题。石鲁就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提出问题的。他所主张的民族传统,不是狭义的“前见马夏,后见四王”的简单外在形式,而是广义的民族精神,是追踪几千年来东方文明的历史脚步融贯一致的民族美学思想体系,他潜入自己同胞的思想感情的深处,扎根在民族的土壤之中,把书骨、乐韵、诗魂、意象造型的作为中国画的本质,使画家直正成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的代表。这就要以整个民族的眼光,在审美对象中发现审美感受的民族性的基本要素,创造出具有民族魂魄的并且具有现代感的艺术形象,触到自己同胞的感情深处。他认为,作者如果能在作品中凝聚着民族精神、民族理想、民族气质和民族感等本质力量,让自己的同胞在审美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以全部感受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从而感到自信和自豪,使得民族精神大大发扬,那就可以说,作者也就是民族精神的所有者。中国画的创新首先必须在美感心理上与自己的同胞相沟通,然后才可能与世界人民相沟通。这样的艺术,既是民族的,又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的民族形式,非但不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就石鲁本身来说,如果他不是尝过版画的黑白灰味道,对外国美术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就很难形成自己的崭新的艺术观和艺术风格。当代世界的大手笔,大体上是西方人东渐,东方人西向,呈现出交融汇流的趋势。他还认为“在艺术创作上,个性是风格的主要因素。任何时代,任何阶级,值得赞美的个性,都是部分代表着全体的意义。”风格不但是对生活活泼的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表现,而且也是画家本人高尚的精神、情操、人格美的轨迹,是他的审美实践留下的脚印。生活阅历浸染着个性,个性孕育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颖悟和追求,使他在艺术上越前进,越有个性,艺术作品也越来越人格化、风格化,越来越有民族气派,越近晚年越写意,在他的画中神韵主补着整体画面。在石鲁的美学思想里,既有商周文化的庄重素朴、先秦诸子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艺术标准,也有“有无相生”、“大巧若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人与自然统一的老庄思想;既有屈原那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人格美,又有讲顿悟、重心源灵感的禅宗本色。但他毕竟是一个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新型画家,他在艺术上的革新创造,归要到底是由革命的现实生活所推动。他坚定地相信,艺术的发展,只有跟社会的进步思潮一起前进,才能深刻地反映当代生活并为当代生活贡献最新最美的礼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画者不经过生活之锤炼艺术!”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与传统观念有本质的区别。人们说,石鲁的作品容量很大,概括力量很强,能从有限的形象中,展示出无限的世界,“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让观众的联想大大超越画面。此中奥妙,在他下列言谈中,也许会找到一些线索。他说:“中国画最要紧的是‘活’,要‘活’就要在运动里面观察人,观察事物,从发展过程中来掌握事物。”“无非是昨天、今天、明天的相联;无非是近处、远处、深处的相联。”“观物当面面观,变动观,上下观,远近观,四时观,表里观,无所不观,无微不至,必孰才‘活’。”这种观察思维方式,就是四面八方、地下天上,视通万里、气包洪荒的全方位观照。


附录:石鲁: 原名冯亚衍,四川仁寿人,慕石涛、鲁迅之品格,因以石鲁为号。先生生于一九一九年,冯氏初为邑里故族。辛亥鼎革,家世破落而余韵犹丰,科举废除而诗书尚存。先生聪颖好学,自幼熟读经书。余学三年,随兄赴锦城入《东方美专》习中国画。旧科新学,良修杂芜,国运不兴,烽烟四起,杂言群出,触蛮相竟,重技轻文,宣法抑道。于先生之正气布下了无名火,亦为先生之画道植下了谬误根。学成归执教乡里。越明年,先生弱冠,感国乱、伤时事,愤污吏,怜子民,于是孑然一身,登自行车越巴山,穿秦岭,由川入陕,辗转至晋而赴延安。于旧作中曾有[足踏日月促双轮,投笔从戎万里征]之句,即谓先生此举也。主要作品:《家家都在花丛中》、《南泥湾途中》、《寒鸦图》、《高原行》、《早春》、《激流》、《李世南》、《田间小景》、《收工》、《转战南北》、 《林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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