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砖石上的美丽画卷

鲁迅先生在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过程中曾指出：“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他这里所提到的“汉人石刻”，就是构成汉代绘画艺术奇观的“画像石”；而汉代的“画像砖”，大概也可作如是观。

现在所见到的画像石、画像砖，主要是墓葬建筑材料。画像砖用于地下墓室，画像石则既用于墓室，也用于地面的石阙、享祠。因为这些“石”、“砖”材料的面上凿刻或模印有图像，所以，它们又是一种具备了绘画特征的艺术作品。

由于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地主阶级幻想死后继续享受像生前一样的安富尊荣生活，于是“事死如事生”——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工物力，把墓葬布置得好像人间一般。当然，这只是愚蠢的幻想；但是，这一风气的盛行，却为后代留下了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在内的无数艺术珍品。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画像石多出土于山东西南部、河南南阳、陕西西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区，画像砖则大都出土于四川成都平原。在过去尚未发现汉代帛画及墓室壁画之前，画像石、画像砖便成了人们认识汉代绘画艺术最基本的实物依据。

武氏祠画像石 武氏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西北，它原是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的地面石结构祠堂，大约宋代以后祠堂坍塌。这里的画像石是最早被发现，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享盛名的艺术珍品。

武氏祠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概括来说，大体有三类：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这里既有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海神龙鱼、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怪异的形象系列，也有车马喧嘶、刀枪并举的现实战斗场面；既有宴饮庖厨、车马出行等炫赫豪奢生活情景，也有一发千钧、图穷匕见的紧张情节；既有暴虐无道，以妇女为坐骑的夏桀，也有手执木臿教民耕作的神农；异兽奔腾，羽人飞升，天上人间，极尽其致。其中，《荆轲刺秦王图》就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名作。

聪明的古代匠师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上有名的“图穷匕见”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参看《史记·刺客列传》），选择了荆轲在殿堂上绕柱追杀秦王不得，怒而奋力掷出匕首这一叩人心弦的瞬间。秦王猝不及防中的极度惊恐和荆轲孤注一掷的冒死拼搏是构成事件高潮的两种对立心理因素，作者准确地抓住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矛盾冲突，在画中以铜柱为分界，把对立的双方分隔在两个大小不同的空间。在左边那相对逼仄的画面中，与卫士扭抱在一起的荆轲怒发冲冠，四肢愤张，紧凑的构图，蕴藏着强烈的爆发力；而那穿透铜柱的匕首，犹如一腔压抑不住的悲恨直指秦王；右边秦王慌走惊顾，秦舞阳吓倒在地，四脚朝天，一段断袖半空飘落，使相对疏阔的空间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气氛；从而使整个画面在强弱互搏的力量对比中，有力地突出了刺客荆轲与秦王的尖锐对立。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秦王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显得是那么惊恐万状，特别是有勇士之称的秦舞阳在此关键时刻的狼狈相，更衬托出荆轲临危不惧、誓死拼搏的道义力量。

画像石一般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的技法，有点接近雕刻中的浅浮雕——河南南阳画像石这一点更加突出；武氏祠画像石风格严谨工细，具有剪影式的效果。它们共同的艺术特征是凝重有力而又简洁传神，由于画像石是利用刀凿在石上直接雕刻而成，显然不可能像壁画、帛画那样借助色彩、笔墨对物象进行多方面的细致刻划，因此，抓住对象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动态进行夸张表现就显得特别重要。就这一点而言，《荆轲刺秦王图》可谓上乘之作。

四川画像砖 四川画像砖是建国以后才大量发现的，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的鱼米之乡，自然也是地主豪强聚集的地方，因此，这里有大量画像砖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画像砖与画像石不同，它是用粘土模印烧制而成，印模上阴刻的线条和凹入的体面，在砖面上成为劲力飞扬的阳线和凸起的浮雕。这种线面结合、富于变化的特点，使画像砖的艺术语言与画像石相比显得相对细腻丰富。而从内容上看，由于四川画像砖主要用于地下墓室的装饰，更多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庭院宅第、山林田泽、汲卤煮盐、舞乐杂技、车马出行、弋射渔猎等等，都有非常丰富生动的表现。它像一面镜子，既反映了地主阶级穷奢极侈的剥削生活，也再现了天府之国丰泽温馨的自然气息和生气勃勃的人间情调。

成都扬子山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作品。在一块砖面上，分上下两个画面，其上描绘的是池边弋射，其下则是田间收获。

射猎在原始时代是人们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但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代，却是有闲阶级带有练武性质并乐于从事的游乐活动。《弋射图》表现的正是这种活动中具有喜剧性的瞬间情节。图中池塘水波涟涟，群鱼游动，早熟的莲蓬高高挺立水面，尚未凋谢的数茎莲花还保持着绰约的风姿；一群猝然惊觉的水凫有的急速游避，有的仓皇飞散，从它们那慌张失措的动态中，似乎可以听到伴随翅膀的搧动发出的慌乱叫声。池畔两位猎入引弦搭丸，仰天而射，他们那侧身跪地的健美身姿，既暗示了小心翼翼接近猎物时的姿态，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水凫惊起的瞬间，猎手无暇选择，迅即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以期一发即中的心理特点。整个画面无论猎手或水中飞禽，都处于由静变动的瞬间变化中，充分地传达出郊野射猎那种弛张变化、惊险迭出而又轻松活泼，饶有兴味的生活节奏。

《收获图》则表现了一种劳动的诗意，在横幅构图中，五位农夫正在挥镰收割。其中左侧的一组三人弯腰小心翼翼地割取稻穗；另一人则荷担提罐，看来好像是一位送水未归，被这丰收场面吸引得暂时立看片刻的农妇。右侧一组二人高高地举起镰刀砍割稻茎。两种对比强烈的动作幅度正好形成了画面明快的节奏，它既是辛勤而又欢快的劳动生活写照，也是画像砖的作者朴素真挚的情感的流露。

除此之外，画像石、画像砖中也有一些迷信色彩的内容。但这些刻印在石、砖上的形象画卷所展现的那种大胆想象的浪漫境界和纵览古今的广阔视野，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汉代雄大恢宏的时代精神；而贯穿于所有作品系列中的那种张扬飞动及不可遏止的运动节律，也正是由早期封建社会那种动荡不安的变乱所孕育的社会心理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