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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史述略

  • 发布时间： 2012/5/9 1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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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笔成为中国书画最重要的用具，是中华民族文化活动中的独特创造。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作为一种手工艺制品的精致和多样，更在于它作为中华民族本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创造上所作出的富于智慧的选择。由此，毛笔从材质、工艺到形制及其使用方法，便处处蕴含、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它既是中华文化的创造和选择，又反过来创造、发展和延伸了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

　　一、笔的初创

　　毛笔的创造始于史前石器时代。那时，与人类简单而原始的劳动工具一样，毛笔实际上是在与硬笔共同使用的过程中，逐渐选择和改进的最适于绘画的用具。史前绘画既无固定类别，图形也较简单，用笔亦无专用和固定形制。同时因年代久远，史前笔的发生与初步发展状况，几无史料可考，惟可依据仅有的传说及近世考古发现的原始彩陶纹饰、少量原始岩画、壁画实物等图画笔迹加以推测。

　　《物源》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史前绘画用笔，目前尚无实物可证，但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笔”一般即指中国毛笔，因此虞舜所造亦当指毛笔言。由此则可推测，毛笔创始，或者说原始毛笔形制的初步确立，是在新石器晚期舜虞时代。实际上，自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了绘画，就产生了绘画用笔。根据陶器纹饰、岩画笔迹推测，史前绘画用笔，可能有硬笔和软笔两种。以彩陶纹饰为例，陶器表面为较粗糙画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大多陶器纹饰笔迹光洁整齐，无毛笔划过的绺状痕迹，推测可能为较柔软的植物秸秆所制画笔或手指所画，此可归为硬笔类。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各地彩陶中，大量纹饰则存在毛笔划过后的分叉和绺状痕迹，这种笔迹应当是早期毛状笔头所画，此可归为软笔类，可确认为我国毛笔的创始。[１]有的图画也可能硬笔与软笔结合使用。至于史前毛笔形制，从出土的其后战国及汉代毛笔推测，可能为将动物毛发捆扎于木棒、竹竿外端的简单制品。但它的发明，却体现了中国早期人类在较为精细的劳动过程中的智慧创造，并使之成为中国毛笔发明的滥觞。

　　先秦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从成长到成熟的重要阶段。国家制度出现并初步完善，礼教发达，文字进步，绘画也作为礼制教化的工具被提倡和大量应用，书画用笔随之也有了较大进步。这时毛笔应用已较普及，至战国时，毛笔制作也比较精致。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过程中，依照自己的方式认识自然，把握规律，逐渐养成了与自然相互协同的观念，并进而形成阴阳、刚柔等易学思想。在这种观念和思想养成的过程中，对绘画用笔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结果是：放弃硬笔，使用软笔。因此，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毛笔创始后，软质的毛笔便逐渐取代了硬质笔而得到普遍应用。近代考古中，殷商时期大量的陶器和甲骨上发现有以红或黑色书写的痕迹。如一九三二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笔锋清晰。一九三六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有的甲骨片上发现有漏刻的用毛笔书写的笔迹。战国时期帛画龙凤仕女图和人物驭龙图，画中线条有扁有圆，粗细变化自然，显然为毛笔所画。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毛笔已大量应用于书写文字和绘画。当时毛笔样式仍较原始，但制作已很精良。一九五四年六月，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毛笔一只，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称为“长沙楚笔”。该笔套在一只小竹管里，杆长十八点五厘米，径零点四厘米，毛长二点五厘米。该笔头为上好的兔箭毛做成，可见选料已十分精致。笔头仍用较原始的方法做成，将毛围在杆的一端，后用丝线缠住，外涂生漆。[２]这种做法，仍然保持着原始毛笔的基本形制。另外，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也出土类似毛笔一只。

　　二、形制的革新和披柱法的创始

　　春秋战国前，各地毛笔名称不一，楚称聿，吴称不律，燕称弗，秦称笔。秦统一六国后，始规范名称曰笔。[３]

　　毛笔形制的革新，主要指笔头与笔杆联结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战国、秦汉之交。战国以前，笔头做法为将毛裹在笔杆外围，以丝线捆扎，涂漆加固，为一种较原始的方法。这种方法所制毛笔，笔头中空，使用时容易分叉。秦以后，改变了这一方式，开始将笔杆一端掏空，将笔头纳入此空腔中。作为制作方法的这一简单变化，虽然并没有改变毛笔的基本样式，但其中所蕴含的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对于笔画的要求和掌握，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智慧创造，却为今后毛笔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形制和制造工艺规范，而这种形制及其功能，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形制变化之后的毛笔，近些年在考古发掘中有所发现。如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始皇三十年墓出土毛笔三只，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上端削尖，下端较粗，镂空成毛腔，笔头纳入腔内。[４]

　　可见，将笔头纳入腔内的形制转变，秦代晚期已经完成，而在此之前，这种工艺当有一逐渐转变的过程，但目前尚无更早实物出土。从出土汉代毛笔看，将笔头纳入腔内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将杆的一端镂空，纳入笔头，以生漆衔接，有的再用丝线缠绕加固。如一九九五年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汉墓出土木杆残笔、[５]一九七五年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初期墓出土毛笔，[６]即属这种类型。另一种为将笔杆纳入笔头一端打眼，后一分为四，纳入笔头后以丝线缠扎，并用大漆涂饰。如一九三一年蒙古索果卓尔出土东汉初年居延笔、[７]一九八五年四月江苏连云港陶湾黄石崖西汉中晚期西郭宝墓出土毛笔等，[８]即属这种类型。此外，纳入笔头有深有浅，浅者一般不足一厘米，深者有达二厘米左右。如连云港网疃汉墓出土毛笔，其中一只笔头总长四点一厘米，纳入腔内为二厘米。这种形制可以增加笔头蓄水量，为快速书写带来了方便。[９]

　　秦汉时期，毛笔作为直接书写的工具已大量使用，[１０]因此对毛笔的性能有了更高要求。从出土战国及秦汉毛笔实物看，当时制作毛笔时选毛已十分精致，除用兔箭毛以外，并开始选用羊毛、鹿毛、狸毛、狼毛等。由于汉字形体和笔画的演变，书写时要求毛笔笔头既劲健、富于弹性，又要蓄水量大。同时，大量壁画的绘制，对毛笔也提出了同样要求。而披柱法的创始，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

　　所谓披柱法，即选用较坚硬的毛作中心，形成笔柱，外围覆以较软的披毛。[１１]这样制成的毛笔笔头既劲健，蓄水量又大，适合快速、大量书写，并适于绘制大幅壁画和勾画较长线条，于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成为此后我国毛笔制作的基本工艺方法之一。世有关于秦始皇时名将蒙恬造笔的传说和记载。[１２]晋崔豹《古今注》曰：“昔蒙恬之作秦笔也，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披，所以苍毫，非谓兔毫竹管也。”[１３]柘木为一种坚实致密的贵重木材，可知其时制笔杆，不仅用竹，而且用木。而“鹿毛为柱，羊毛为披”，所用正是披柱法。这种方法从出土汉代毛笔也得到证实。如一九七二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毛笔一只，杆颖均完整。笔杆竹制，其上隶书阴刻“白马作”三字。笔头中心为黑紫色毛制成，外覆狼毫披毛。其选料考究，制作精细，为出土汉代毛笔中较完整的一只。[１４]

　　秦汉毛笔除笔头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外，并开始注重笔的装饰。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西汉天子笔云：“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壁翠羽，皆值百金。”[１５]《文房四谱·笔谱》记：“傅玄云：汉末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可见雕饰之华丽。秦汉毛笔一般皆配以笔套、笔匣，笔套多竹制，笔匣多髹漆彩绘，美观大方。

　　秦汉时期流行“簪笔”风尚，即仕人多将毛笔插于发中，为一种礼仪装饰。[１６]因此，秦汉毛笔笔杆多端部较细，是这一时期毛笔形制的特征之一。

　　东汉时期，张芝为一代制笔名家。他名伯英，敦煌渊泉人，精草书，被三国韦诞誉为“草圣”。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传为佳话。世传张芝作书用鼠须笔，[１７]其自制笔也名称笔史。南齐萧子良赞曰：“伯英之笔，穷神尽意。”其制笔方法，未见书传。

　　三、制笔技术和工艺的改进

　　自秦汉时期毛笔形制确立并得到发展以后，三国时期韦诞又将制笔工艺向前推进了一步。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人，家京兆（今陕西西安），善书。曾官武都太守，后以能书留补侍中。对书写用笔、墨、纸等极为讲究，并善自制笔及墨。其所制笔人称“韦诞笔”。具体制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笔法》中有较详细记载。其曰：“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和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１８]这段文字疑有脱漏，观其大意可知，韦诞制笔以兔毫和青羊毛为主，兼而用之，并以青羊毛或兔毫为笔柱，可说是早期的兼毫笔。其制作过程从选毛、拍毛、整齐、卷裹，到分层匀扎，装套等，反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制笔工艺流程特色。

　　两晋时期，制笔工艺在毫毛选采、配伍及技术上又有提高和改进。大书家王羲之也熟知制笔法，著有《笔经》，曰：“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协际扶疏，乃其次耳。”又曰：“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惟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则良笔也。”[１９]其毫毛选采已极为讲究，积累了丰富经验。《笔经》又曰：“世人咸云兔毫无优劣，笔手有巧拙。”说明了对制笔技艺的高度重视。如毫毛采好后，要以纸裹石灰汁，将毛用微火煮，稍沸，以去其碱。制作时，先将各种毫毛按需要进行配伍、整齐、分类、扎头，然后安装。毛笔制成后，又须“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２０]其对毛笔制作工艺及性能的要求已十分严格。这种精工制作的毛笔，既是当时汉字笔画变形及绘画技法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反过来对书画笔法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宣笔的崛起及长锋笔的出现

　　制笔过程中工艺的改进和毫毛采选的讲究，既促成了毛笔特性的提高，也使隋唐的制笔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了更加兴盛的阶段。宣州（今安徽宣城）在晋时为宣城郡。当时此地就以兔毫制作紫毫笔。到隋唐时，宣州制笔业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其所制笔选料精审，工艺精良，不仅用作贡品，且深受士人喜爱，许多诗人曾赋诗称颂。如耿漳《咏宣州笔》曰：“落纸惊风起，摇空浥露浓。丹青与纪事，舍此复何从？”可见钟情之深。白居易《紫毫笔》曰：“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诗又曰：“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说明了宣笔主要以兔毫制作，选料、制作精细，十分昂贵。当时此地出现了不少制笔名家，主要有宣州陈氏、诸葛氏、黄晖等。

　　宣州陈氏，为宣州陈姓制笔世家的称呼。陈氏制笔在晋代即很有名，至唐代，随着宣州制笔业整体的发展，声名日著。宋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时，陈氏家尚藏有王羲之《求笔帖》，说明陈氏笔深受王羲之喜爱，估计曾受王羲之之请为其制笔。唐代书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但觉不合用，谓“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说明这种笔尚不适应柳体劲健刚硬的笔法。诸葛氏也是宣州制笔世家，与宣州陈氏同享盛誉。宋郑文宝《江表志》记宜春王从谦喜书札，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劲妙甲于当时”。可知诸葛笔既与宣州陈氏笔同适用于王羲之书法，则性能样式当比较接近。宣州制笔名家黄晖，所制笔锋短而犀利，形粗壮如鸡距，故称“鸡距笔”。白居易曾作《鸡距笔赋》称赞此笔。赋曰：“不象鸡之羽者，鄙其轻薄。不取鸡之冠者，恶其柔弱。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将为我之毫芒，必假尔之锋锷。”表明了此笔劲健的特色。

　　唐代毛笔的形制主要为粗杆、短锋，笔头原料以兔毫为主，另有少量鼠须、羊毫等。这是与隋唐时期书法尚楷，绘画多以细线勾勒，敷色浓重的技法相关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及哈喇和卓唐墓曾出土毛笔，其形制与汉晋时期毛笔相比，笔杆明显增粗，笔锋相对见短。[２１]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中国唐代毛笔，其形制与吐鲁番出土毛笔形制类似。由这种笔干粗壮的形制，可知此时以笔簪发的习惯已经消失，毛笔只适应书画的要求而制作。上述宣州陈氏、诸葛氏、黄晖等名匠所制笔，根据记载及名称判断，也应与所见毛笔实物形制及特性接近。

　　但是，由于唐代绘画技法已出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既有精描细染的人物画，也有青绿重彩的山水画。特别是水晕墨章和破墨山水等技法的兴起，必然对毛笔的特性提出不同要求，从而促使毛笔形制发生改变。同时，书法中楷、行、狂草等不同书体、书风的并存，也是促成毛笔形制多样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长锋笔的出现。长锋笔实际上是笔头较长。柳公权曾有帖云：“近蒙寄笔，深慰远情。但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折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２２]前曾述柳公权不适用宣州陈氏所制笔，他所说毛笔锋要优柔，出锋要长，管则要细，这些都与唐代毛笔的主流样式特征相反。可见原有的粗杆、短锋不能适应柳体书法的要求，需要毛笔杆细、锋长。实际上，杆细、锋长在当时不仅对于书法言，而且应当代表了唐代部分画家对毛笔形制改革的愿望。于是，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长锋笔应运而生。

　五、诸葛氏制笔法及制笔

　　宣州制笔业自唐代崛起以后，至五代两宋有了更大发展。尤其诸葛氏制笔世家跨唐宋两代，技压群芳。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

　　诸葛氏制笔最初以其制作精良的“三副”而著称。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字圣俞）曾将家乡宣笔赠于欧阳修。欧题《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云：“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诗中并以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加以比较，认为京师笔“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并价高寿短，不如宣笔经久耐用。黄庭坚也曾说：“宣城诸葛‘三副笔’，笔锋虽尽，而心故圆。”这种“三副笔”的制法，即披柱法创始以后毛笔的基本样式。惟诸葛氏所制笔，已为长锋，笔毛深深插入笔管端部腔中，既牢固不脱，又富于弹性。这种笔的实物，一九八八年曾于安徽合肥附近北宋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墓出土数枝，杆均竹制，每只通长二十点五厘米。笔头较长，达六厘米左右，纳于竹管端部腔中，披毫残损。笔头露出管外长短不一，从一点九厘米至二点八厘米不等。残存笔心为麻纤维丝制成，可知为长锋柱心笔。

　　此后，诸葛氏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无心散卓笔”。２３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石林避暑录话》曰：“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佳其业。嘉祐、治平间，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黄庭坚《山谷笔说》也云：“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苏轼也说：“又有一种不用心者，谓之散卓笔。”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无心散卓笔的创造，适应了宋代以后水墨画兴起，以及纸在书画中广泛应用，需要毛笔贮墨充分，便于挥洒的要求。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制笔工匠对书画技艺变化的认识和毛笔制作中的创造智慧。无心散卓笔是诸葛氏家族制笔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以诸葛高最著名，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吕大渊、吕道人、汪伯立为其传人。其他制笔名匠尚有吴说、程奕、待其瑛、张遇等。

　　诸葛高是无心散卓笔的主要创制者，苏东坡等人曾对他创制散卓笔予以高度评价。苏东坡说：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２４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是诸葛氏家族中承其祖业的制笔名匠。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黟县）人，曾在学习宣笔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又结合三国魏诞笔的制法，对制笔工艺加以发展，制造出优质适用的毛笔。曾为黄庭坚作大小笔十余只，无不可人意。２５吕道人，歙州（今安徽歙县）人，也继承宣笔制作技艺并有所发展，所制笔以工巧见长，名扬一时。汪伯立，新安（宋时属歙州）人。其所制笔与澄心堂纸、廷珪墨齐名。南宋理宗朝，汪伯立笔曾与仿澄心堂纸、廷珪墨、羊头岭旧坑砚被称为“新安四宝”。徽州知府曾以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此外，吴说制笔继承家父吴政之法，以经久耐用胜。程奕为钱塘笔工，所制笔以轻巧精妙著称。待其瑛善制紫毫枣心笔。张遇制笔称“丁香笔”，黄庭坚《山谷笔说》曾谓其“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也不失为宋代名笔之一。

　　六、湖笔的崛起

　　元代以后，湖州（吴兴）制笔业迅速崛起，代替了唐宋时期宣州制笔业的显赫地位，成为全国制笔业的中心。

　　湖州制笔历史悠久，自东晋以来，王羲之、王献之、释智永、颜真卿、杜牧、苏轼、赵孟頫、钱选等著名书画家都曾先后居湖州，尤其王羲之父子、智永等人常与当地笔工共同切磋和改良制笔技艺。宋末元初，社会动荡，大批宣州笔工随人口流动来到湖州，将宣州制笔技艺同时带到湖州，促进了湖州制笔业的发展。湖州地处太湖南岸，背依天目山，丘陵地带有野兔、黄鼠狼、獾等生存，可用来制笔。特别平原地带生存大批白山羊，其羊毛长色白，尖端锋颖长而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而元代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而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绘画发展的需要，尤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盛名日著，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

　　元代湖州制笔又以其精良的制作工艺而著称。其选料精制，纯正无杂，分层匀扎，工艺严格。制作方法基本按照有披有心，有柱有副的古典操作规范。其制作工序繁复，从浸料、拔毛、整齐、配料至修削试用往往多达七十多道。正由于此，元代几乎所有御用笔，都是由湖州笔匠完成的。以长锋羊毫笔为主的湖州笔代替粗壮刚劲的宣笔而盛行，既是元代绘画技法和材料变化需要的结果，同时，这种笔的盛行也对明清以后绘画技法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代开始，湖州制笔即以善琏为中心，聚集了大批名工巧匠，主要有冯应科、张进中、周伯温、陆文宝等。其中冯应科为元初笔工，其制笔最有名。当时即有诗云：“浙间笔工麻粟多，精艺惟数冯应科。”并有“吴兴冯笔妙无伦”之说。２６元初钱选、赵孟頫为湖州人，一度闲居故里。因此，其时冯应科的笔、钱选的花鸟画、赵孟頫的字，被称为“吴兴三绝”。张进中以作鼠须笔闻名。他以鼬鼠毛为原料，所制笔为宫中所用，很受欢迎。周伯温本西域人，名沙剌班。其用古法以黄羊尾为原料所制羊毫笔，深受称赞。陆文宝为元末笔工，曾制作贡笔，技艺为后代继承。

　　随着湖州制笔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笔工逐渐向周围地区分散，从而促进了江浙一带制笔业整体的发展。此外，元末明初以后，湘笔崛起，并逐渐成为与湖笔并称的一大制笔工艺品种。

　　七、制笔工艺的精制与品格化

　　明清时期，毛笔的制作同砚、纸和墨一样，在注重实用以外，更加讲求工艺的欣赏性。在这种风气促使下，制笔材料的选用和制作工艺都更加讲究，追求精致的制笔工艺的风气已达极盛，有的甚至以豪华为尚。

　　明清毛笔制作，笔头选用毫料主要有羊毫、紫毫、狼毫、豹毫、猪鬃、胎毛等数十种。其中有一种以植物纤维为原料所制笔头，称“白沙茅龙笔”，为明代陈献章（１４２８～１５００字公甫，号山居，广东新会人）所创，其技术并被后代继承。笔头制作除选毛精细外，捆扎方式不断出新，有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有的笔头并利用毛色不同而做出色彩层层变化的效果。对笔的性能追求也更精细，或软或硬，或软中藏健，或健而含软。明屠隆《考槃余事》首次提出笔之“四德”，即“尖、圆、齐、健”。２７《文房肆考图说》对此释曰：“尖者，笔头尖细也。齐者，于齿间轻缓咬开，将指甲揿之使扁排开，内外之毛一齐而无长短也。圆者，周身圆饱湛，如新出土之笋，绝无低陷凹凸之处也。健者，于纸上打圈子，决不涩滞也。”可见在使用方面，已十分讲究性能要求。明清笔的形制类型也有增加，出现了楂笔、斗笔、对笔、提笔、楹笔等大型笔，以及一些专用以作工笔画的极小笔。

　　明清毛笔的笔管制作极为考究，在选材上，以往常用的竹管、木管更讲究材料的名贵，如竹管有棕竹、斑竹等，木管有硬木、乌木、鸡翅木等。此外，玉管、象牙管、瓷管（青花、粉彩、五彩等）、雕漆管、彩漆镶金管、珐琅管，甚至金、银管等，或为前代已有而此时更常用，或为前代未曾使用而增加的新材质。笔管的雕饰也更加繁复精制，有雕为龙凤、八仙、人物、山水以及各式几何图样等。这种对笔杆材质的讲求与装饰，已非出于实用的目的，而纯为鉴赏的需要了。当然，毛笔的这种装饰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差别，明代形制及装饰稍质朴大方，清代则极为繁缛华丽，是为其时代风格的差别。

　　明清制笔名家很多，明代主要有陆继翁、施文用、张文贵等，清代主要有周虎臣、王永清、王兴源、李馥斋等。其中陆继翁为元末明初制笔名家陆文宝（浙江吴兴人）之子，其承继父业，并有所发展。施文用，吴兴人，所制笔多用作贡品，并被许多达官贵人珍赏。其早称“施阿牛”，弘历帝赐其“施文用”名，更增其誉。张文贵，杭州人，长于制画笔。周虎臣，清初笔工，所制笔以选料、工艺精制，实用美观而著称，曾开设“周虎臣笔墨店”，子孙承其业，清末发展至上海，更加兴盛。王永清，江苏吴县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记其“治笔于家，不传徒，不设笔肆。”其制笔以羊毫圆健所称，尤善笔根的精细加工。王兴源，吴兴善琏镇人，善修笔，曾曰：“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其力能顺纸以服纸。”２８ 李馥斋，清道光时北方笔工，精于制作紫毫兼羊毫笔，又能制作“卷心笔”，兼能书写巨字和小楷，深受当时书画家赞誉。

　　湘笔在湖笔影响下，于元末明初崛起，逐渐得到很大发展，几与湖笔并驾齐驱。湘笔主要产地以长沙为中心，其制笔历史可溯至唐代郴州（今湖南郴县）笔。明清湘笔主要特色在于笔头制作方法采用杂扎技术，即将不同笔毫不作分层，而是相互间杂一起，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并有“水毫”、“兼毫”等著名品种，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由此，明清毛笔制作可说已形成湖笔、湘笔等名品相互并存的局面。各地制笔业竞相发展，进入了毛笔制造业的鼎盛阶段。这种状况，同时也适应了明清书画技法的多种面貌对毛笔性能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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